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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庚的廉潔人生

        發布者:紀檢監察發布時間:2011-09-19瀏覽次數:68

        陳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廈門集美,少時入私塾,念過四書、五經等,接受過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傳統道德教育。他對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鄭成功、陳化成和鄉賢陳文瑞等尤為敬仰。成長在這樣的環境,孕育了他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和廉潔品德。
        陳嘉庚17歲出洋助父經商,到1903年底,企業因故落敗期間,他一向守職,未嘗妄費一文錢不論在洋在梓均不私蓄一分錢,家內也不許有金飾等。當時的這種廉潔生活為他日后走向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陳嘉庚1910年加入同盟會前后,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實現了經商只是為了發家致富到為捐資興學為國育才盡天職的思想轉變。特別是1940年,親臨延安訪問的實地見聞,使他深受激勵,加深了明辨是非的政治立場、公忠愛國的浩然正氣、公而忘私的廉潔情懷。
        陳嘉庚總結了我國和家庭興衰歷史經驗與教訓后,在廉潔與腐敗二者的立場觀點上旗幟鮮明,極力反對腐敗,堅持廉潔。他說:以言廉,廉為貪之反,即妄與妄取,安得為廉。只顧一己之利,不慮社會禍害,又何足為廉。他是這樣主張,也是這樣踐行,言必信,行必果,始終以廉潔為人生軌跡。
        財產不遺兒孫
        陳嘉庚是一位敢于開拓,又善于經營的著名實業家。但是,他競爭財利積資千萬,卻不遺兒孫財產。他在《愛子觀》中已闡明愛兒孫惟別有道德之愛,非多遺金錢方謂之愛。多給兒孫金錢是害,非愛之也的觀點,是他從社會實踐中看到有的人賢而多財損志,愚而多財益過的現實。為此,慨然表示:公益義務,能輸吾財。令子賢孫,何須吾富。”“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為兒孫當馬牛。且立下了經營地方之利,仍還地方之益。一息尚存,此志不減的豪言壯志。
        陳嘉庚愛國興學育才,保證有源源不斷的教育經費。1919年,他就將新加坡的全部不動產,包括7000英畝樹膠園、房產、貨棧等,捐作集美學校永久基金。同時宣布:此后本人生意及產業逐年所得之利……雖至數百萬元,亦決盡數寄歸祖國,以充教育費用。在回國倡辦廈門大學時認捐的400萬元,就是以集美學校永久基金為保證的。1923年,又將新發展的新加坡4000英畝大成樹膠園和陳嘉庚公司股本三分之一余,撥充為廈門大學基金。1937年廈大獻給政府后,廈大樹膠園移歸集美學校。
        陳嘉庚1950年回國定居時,海外財力已大不如前,擴建廈集兩校校舍主要靠親友捐款支持。為了善始善終克盡教育天職義務,1955年親自設立新加坡、香港基金,將他在新加坡僅有的少數資產,全部增添為教育基金,指定為集美學校經費。當他1958年患病住院時,首先考慮的仍是教育經費問題,在病中口授遺囑,將他當時的余款、利息及今后捐款的各項收入,都作為集美學校教育基金。19618月,陳嘉庚在北京逝世后,國內尚有存款人民幣334萬元,都由政府按照他生前交待、親屬要求和公共設施在建項目,分別用于教育與公益事業。應該特別指出的是,以上各個基金、余款,諸子孫未取一分錢。這在古今中外實屬罕見。誠如我國教育家黃炎培早期所點評的: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嘉庚)先生。
        個人生活儉樸
        在一些人看來,陳嘉庚是一位富翁,吃喝玩樂應該是極其奢華的。然而,這個看法是錯了。其實陳嘉庚個人生活是非常節儉樸素的。他說:雖為社會守財,無為之費一文宜惜,正當之消千金慷慨。他一生用錢的座右銘是:該花的錢,千萬百萬都不能吝惜;不該花的,一分錢也不能浪費。
        陳嘉庚根據他那個用錢原則,該花的就是作為天職義務,畢生先后在國內外創辦、支持、贊助各級各類學校總共耗款1億美元以上,在所不惜;而對于他個人和家庭的生活費用,則錙銖必較,對于鋪張浪費行為更是極力反對。
            1919
        年,陳嘉庚在南洋生意還在發展中,只有400余萬資產。當他回國倡辦廈門大學期間,發現少數集美師生常常要到廈門市去消費,就在秋季開學式上演講時進行教育批評。他說:中國今日貧困極矣,吾既為中國人,則種種舉動應以節儉為本。并現身說法,說:鄙人在新加坡時,地處繁華,每月除正當費用外,(另費)不及二元。進而當眾分析原因,指出:所以如此者,蓋以個人少費一文,即為吾家多儲一文,亦即為吾國多儲一文,積少成多,以之興學,此余之本意。
            1950
        年回國定居后,陳嘉庚仍然保持艱苦樸素本色。他先后在兩處早年建造的樸實無華的二層小樓上(即原校長住宅和校主住宅,樓下是校董會辦公室)工作、生活。他的衣著、家具等生活用品都是舊的。衣服破了就補,補了再用,那條蚊帳是一補再補的,縫補處有的是他親自穿針引線的。他本來點一盞煤油燈照明,有一次不慎摔破了,就揀來一只斷掉提鉤的瓷杯,倒置過來點上蠟燭當燈臺。工作人員因感來訪的不是首長就是僑客,覺得蠟燭臺不雅觀,幾經建議更新,他堅持不肯,至今被保留下來。吃的是粗茶淡飯,他喜愛地瓜(或高粱)稀飯,下飯的菜常是青菜、豆類、小錢頭魚等。不抽煙、不喝酒,生活、工作自理。當時,人民政府給他確定行政三級工資,但他竟交待炊事員每天安排伙食費五角錢,且不得超過。剩下的錢都存入集美校委會會計處,添為辦學費用。他曾對侄兒陳仁杰說:每月伙食費,農民是6元、工人是8元、干部是10元,我15元已經很多了,不能再多了。陳嘉庚外出鄰縣市公務或訪友活動,如視察女婿李光前委托管理的南安國光中學,或陪同華僑前往安溪等地訪問時,都是事先安排炊事員煮好咸稀飯,裝入大號的保溫瓶里,再買些油條帶上路。就在到達目的地村外,找個石盤或干凈的地方,席地而坐用膳后才進村辦事或會友。
        陳嘉庚的生活自奉甚約,為后輩表率,而對子女的要求也是很嚴格的。他說:人生在世,不要只為個人的生活打算,而要為國家民族奮斗。新中國成立后,他的第八個兒子陳國懷回國在集美工作,1958年陳嘉庚遺囑交待其生活費應以家庭人口計算,每人每月25元。今后若有親子孫回國,亦照此例付給。如有支領學校工資,應扣除。到了1961年他在抄給二兒子陳厥祥遺囑中對家費也是這樣規定,寫上我親血脈子孫回家無職業:男子老幼每人每月供給生活費20元。如有職業,不得支取;女子中幼每人每月供給生活費15元,如有職業或嫁出,不得支取。”“每人如逢結婚或喪事,各給費用200等。
        反對鋪張浪費
        陳嘉庚畢生在堅持儉樸生活的同時,更是反對鋪張浪費行為,二者貫徹始終。他說:奢儉之利,關系國計民生,重且大矣。
        早在1923年陳嘉庚50歲時,葉淵校長發動集美師生捐款,擬建造一座介眉亭為陳嘉庚校主祝壽。陳嘉庚聞之殊深詫異,先后發出兩封信函,表示反對,并嚴肅批評校長,說:無論興工與否,弟決不接受。指出建亭祝壽是沽名釣譽,夸示紀念,制造虛榮,為無益有害。這樣做必能影響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的教育事業發展。葉校長接信后,立即召開會議決定,取消建造介眉亭,師生捐款一律退還。事實上,綜觀陳嘉庚在世時每年的生日,都不許家人、社團、學校為他舉行誕辰慶典活動。
        陳嘉庚晚年回歸故里,參政議政,接訪各級首長和海外賓客時,也從來沒有擺宴席,大吃大喝。而是以家鄉的土特產原料烹調菜肴來招待。1951318晚上,華東軍政委員會主任陳毅在福建省政府葉飛副主席和廈門市政府梁靈光市長的陪同下,由廈抵集訪候陳嘉庚。當時,炊事員買了一斤糖果上樓招待領導。陳毅一行由陳嘉庚招待便餐后,離開集美分赴省、市。陳嘉庚隨即諄諄教導炊事員,說:首長最多給嘗嘗一兩顆糖果,不像小孩子好糖一個接一個吃個不停,買二角錢就足夠了。這個節約美談,后來傳頌于國內外。
        陳嘉庚畢生花自己的錢是講究節約,而花費政府和人民的錢,也堅持反對無謂的浪費。1940年初,陳嘉庚組織《南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慰勞,在新加坡集中時就再三告誡團員,說:此回系到祖國工作,而非應酬游歷者比,務希勤慎儉約,善保人格。當途經仰光和326抵達重慶機場時,先后對前來歡迎的校友、官員、各界群眾和媒體發表演講中對公眾鄭重申明:以現在抗戰艱苦期間,此來系有工作,而非游歷應酬,愿彼此極力節省無謂的宴席,如開會宴席最好聯合一次便足。但是,當他住入重慶嘉陵招待所時,聽說政府開會計劃招待他和慰勞團8萬元,有關部門已向市中名旅社定一二等房位,供團員住宿。陳嘉庚聞后至為不安。認為:政府如花許多招待費,則應酬宴會必繁。市中各界亦將熱烈效仿。他日分團往各省區,到處如皆依例,不但消耗各處無謂金錢,且須延遲許多日子。在平時尚且不宜,況在抗戰期間更覺不合。心想雖在機場已公開表示,恐未能實行。所以,第二天就在重慶各日報上登載啟事,指出:慰勞團一切費用已充分帶來,不欲消耗政府或民眾招待之費,且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尤當極力節約無謂應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礙工作,希望政府及社會原諒。隨即向組織部借兩座空屋,為慰勞團住所,臥床是自帶的,向某社團借來膳廳、桌椅和碗盤等,原已雇定炊事員,就自辦伙食:每桌八人,每天20元,連自己共七桌,每天140元。51分三團出發,一切共開出國幣6100余元。
        慰勞完成后,陳嘉庚于1031返抵仍在廈門敵占島對面生活的故里鄉親。是日下午在大祖祠與鄉親相聚后,鄉保人員殷勤地邀請他去晚宴,筆者親見到他從西側門走出來,洪亮地回答:免!免!我去岑頭(是夜住三才樓)吃稀飯配豆豉。邊說邊朝前邁。陳嘉庚從重慶到集美的七個余月中,他謝絕了各級各地無數的宴請。
        公而忘私
        陳嘉庚竭盡畢生精神與財力,在國外拼搏發展經濟,供國內辦學費用,為的是造就建設祖國人才,繁榮中華民族,犧牲身家利益在所不惜,大公無私,公而忘私。這方面事跡多多,現僅舉二例,一是企業可以收盤,學校決不能停辦。
        陳嘉庚公司資產到1925年約值叻幣1200余萬元。從1926年樹膠價格(每擔180元左右)開始暴跌,尤其是1929年起遭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襲擊持續多年,樹膠價格一跌再跌(至1931年僅有7.8元),加上日本政府以免稅加補貼手段,支持其商人將樹膠制品打入東南亞市場,削價傾銷所沖擊,至19318月期間,各業無利,多次出賣樹膠園支付校費和利息,致年年虧本,積累負債400萬元,而資產僅存200余萬元,殖民主義者把持的銀行又加以壓制,拒絕再給他貸款經營。因此,被銀行所迫改組為陳嘉庚有限公司,大權旁落在外人手中,經營目標相左,每月兩校費用被限定在不得超過5000元,集美學校隨即并校裁員。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某個壟斷集團欲對其企業加以照顧,提出的條件是停止維持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校費。當時,陳嘉庚面臨著個人經營的實業與為國育才的教育,兩項事業的存亡抉擇關鍵時刻,他毫不猶豫地選擇犧牲自家的實業,保存教育人才的學校,憤然表示拒絕:不!企業可以收盤,學校絕不能停辦。遂千方百計籌措維持兩校的費用,甚至將已過繼給長次子兩戶的新加坡經禧律42號三幢大廈賣給華僑銀行,匯回廈大為校費。故有:出賣大廈,維持廈大美名。19342月,有限公司終因經營問題,清理收盤,而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得以保存下來(1937年因無力發展廈大,將廈大獻給政府接辦,繼續為祖國培養人才),發展至今。
        二是校舍未復,若先建住宅,難免違背先憂后樂之訓。
        陳嘉庚為拯救福建省教育頹風,培養小教師資人才,振興基礎教育,1916年派遣胞弟陳敬賢返里籌辦集美師范學校。19183月集美師范、中學校開學。6月又建成小住宅樓一幢管理學校。由于陳嘉庚昆仲被師生、村民尊稱為校主,人們便稱這幢小住宅樓為校主住宅校主厝。從此,它成為兄弟倆先后回國發展集美學校工作、生活的所在。
            1938
        5月,日寇侵占廈門島,一水之隔的集美學校校舍遭受敵人炮火日夜襲擊,損失慘重。校主住宅也在1939423被日機燒夷彈擊中焚毀。戰后及至集美解放,新中國成立后陳嘉庚回國定居,他為了師生能及早上課,盡先修理抗戰中被日寇破壞的諸多校舍,校主住宅卻未計劃修葺。他說:若重建住宅,所需不過二萬元,雖可辦到,第念校舍未復,若先建住宅,難免違背先憂后樂之訓。
            1953
        年,集美鄉政府改為鎮政府在民房辦公,一次陳嘉庚征詢鎮長陳順言工作上有何困難?鎮長回答:缺乏合適的辦公場所。他立即表態:將我的住宅拿去修理應用。經鎮長報請市人民政府批準撥款于1954重修住用,至1958年間才由市長動員遷出,另覓址辦公。8月,陳嘉庚從校董會小樓(與校委會一同)搬回到校主住宅二樓辦公、生活,直至1960年病重赴京治療,1961年在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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